两龙文化，从桑蚕养殖开始(3)

四、农业科学的发展

　　（一）养鱼、种桑的发祥

　　两龙是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主要发祥地，而历史上桑基鱼塘的成功，为广府、为岭南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桑基鱼塘是种桑、养蚕和养鱼三者之间的连环生产体系。是利用桑叶饲蚕，蚕沙(蚕粪)落塘作饲料，塘坭戽上基面作桑肥，做到循环利用的科学和自然生态的农业经营方式。注：（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曾派出专家来到珠江三角洲考察，认为桑基鱼塘是一种“循环利用的科学和自然生态农业经营方式”。）

　　据历史记载，珠江三角洲早在二千年前的两汉期间，就已有种桑、饲蚕和丝织生产记录。唐代，种桑育蚕生产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北魏《水经注》记述，当时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地方已出现了“高则桑土、下则沃衍”，“田稻再熟、桑蚕五收”的情景了。

　　不过当时桑地面积估计不会很大，也较为分散。

　　然而，随着岭南对外贸易的发展，广州市舶司的设立，外国及各地商人都相继来广州贸易，贩运绢丝，使蚕桑业的生产逐步得到发展。

　　从两龙的地理发育看来，养鱼可能比种桑更早，因为这里在汉代前已形成了不少沼泽，于是围海筑塘，“堵河筑堰养鱼”有可能在这个时期出现。直至近代，我们从一些鱼塘的塘底中还发现过有粗大的树干，当地群众称为“沉柴”，也在鱼塘中发现过海船残骸，这都说明这里过去是由沼泽或河海筑堰而成的鱼塘。在当时，由于地势低洼，水患严重威胁着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先民在生产实践中，因地制宜地把低洼的土地挖深为塘，将泥土复于四周为基，这种“凿池蓄鱼”的农田建设，既可收到地尽其利，又可收到降底地下水位，有利于生产的目的。

　　由此看来，两龙种桑养鱼的出现，应在宋代之前，而宋代则是两龙桑基鱼塘进入稳步发展阶段。

　　北宋徽宗年间，修筑成规模宏大的“桑园围”。虽然文献没有详述围内桑地的生产情况，但既以“桑园”作为命名看来，在未筑堤围前，甘竹、两龙等地应占有一定比例的桑地。接着从南宋迄明的200年间，两龙又经历了中原人口南迁，随着人口繁衍，劳动力增加，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加快了基塘与水利的建设。

　　据明万历《广东通志》载：“永乐四年…..龙江、龙山两堡土蚕丝税银每担六钱，当纳银二十五两”。这就说明，这个时期两龙生产的土丝已成为朝廷赋税的基本税源，如果按照数字伸算，当时两龙每年生产蚕丝约有5000多斤。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珠江三角洲爆发了黄萧养起义，当起义队伍围攻龙江时，龙江人“遂于东海口借木桩以为阻，次将南畔、新开、石龟等涌口填塞，积水作城一道；又于沿村鱼塘疏通作水城二道，以作防守”。（《龙江乡志》）从这段文字记载看来，说明当时龙江沿村已是鱼塘毗连分布，稍作疏通，便可连成一片。

　　当然，其时两龙的耕地面积远未有今天广袤，因为大量的沙、海、塱、堑等洼地还未得到开发，除了有一定比例的稻田之外，其余也并不尽是桑基鱼塘。我们从两龙过去的一些耕地曾有过三稔基、荔枝基、龙眼基、九株龙眼树等称谓看来，说明当年两龙应有过果基鱼塘的生产布局。其实，在明代，龙江人仍把旧蒜头、大薯列为特产。谚云：“龙江三件宝，蒜头、大薯、禾杆草”。的确，明代南畔一带（又称沙田），不少人是以种植大蒜为业的，隔海在明末时则以种植大薯驰名。

　　（二）桑基鱼塘的全面推进

　　两龙桑基鱼塘连环生产体系的全面推进，是在明中叶开始，其中分为两个历史阶段。

　　明中叶以来，远在欧洲的葡萄牙人航海技术发展很快，他们不远万里，以航船来到南中国，并乘机“租”占了澳门，由此开通了往里斯本等欧洲各国新的“海上丝绸之路”，把华南地区的蚕丝，粮食、茶叶、陶瓷等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随着蚕丝的需求大增，丝绸价格出现飚升，于是，桑基鱼塘的经营产生了丰厚利源。对当时种桑育蚕所取得的经济效益，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算过这样的一笔经济账；“桑时一月一摘，摘而复生，月可得叶五百斤，蚕吃之得丝四斤，家有十亩之地，以桑以蚕，既可充十口之食矣”。利益趋之，珠江三角洲由此掀起了一轮弃果种桑、废稻树桑的热潮。而在这一热潮中，顺德的两龙、甘竹以及南海的九江行动最快，把原有的果基、菜基改植桑树，使原来的果基鱼塘、菜基鱼塘变成了桑基鱼塘。到了明未，桑园围内的两龙、甘竹、九江等地的桑基鱼塘有了大幅度增长，而且连成一气，蔚为大观。

　　对此，清代的《雷塘庵主弟子记》有如下的一段记述；“…..顺德县界之桑园围地方周回百余里，居民数十万，田地一千余顷，种植桑树以饲春蚕，诚粤东农桑之沃壤也”。

　　清初，随着社会与政治的基本稳定，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农业生产也得到复苏。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封闭了福建漳州、浙江淀海和江苏云台山等港口，广州便成为了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外国及国内商人集中广州从事贸易，竞购生丝和丝织品，使珠江三角洲的丝价又一度扬升。丝价的扬升，为珠江三角洲蚕桑经营又带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在利益的驱动下，再次掀起种桑育蚕的新高潮。

　　当时，两龙的果基、菜基早已改为桑基了。不过，在这机遇中两龙却出现了一场“弃田种桑”、“弃田筑塘”的大行动，人们除了把田地改为桑地，还把低洼的田地深挖成鱼塘。本来，两龙就有过把洼地深挖成塘的传统，而在清代，两龙人却果断、彻底地把所有田地也挖为鱼塘。据嘉庆年间的《龙山乡志》说，龙山过去是“乡田倍于塘，近以田入歉薄，皆弃田筑塘，故村田不及百顷”。这样，又经过数十年不断的“弃田筑塘”改造，到了道光年间，原有的百顷田地也不复存在，龙山已出现“民舍外皆塘”。（《龙山乡志》）而龙江也从“旧原有田，今皆变为基塘”， 而“乡无耕稼”了。（《龙江乡志》）

　　就是说，以种桑、育蚕、养鱼相结合这一自然生态有机结合的经营方式，在两龙已经全面实现。

　　对当年两龙的桑基鱼塘生产情况，晚清诗人张琳在其一阙《龙江竹枝词》中有过生动的描述；“剥茧茅寮在水边，柔桑墙外绿含烟，鱼蚕毕竟收成好，十亩基塘胜种田”。

　　在这一历史性变革中，顺德除了两龙、甘竹，还有沙滘、勒流、杏坛、均安、桂州等乡、堡也积极参与了弃田种桑行动，使顺德桑基鱼塘经济作物地区有了大幅度的扩展，成为国内三大蚕丝产地之一。鸦片战争后，蚕丝的应用更为广泛，价格再创出了历史新高。蚕桑经营已“十倍禾稼”，并出现了“一船蚕丝去，一船白银返”,（清.咸丰《顺德县志》）的历史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