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龙文化，从桑蚕养殖开始(2)

三、地理环境与历史渊源

　　（一）地理环境

　　龙江位于顺德西陲，珠江三角洲腹地。

　　珠江三角洲原是海岛罗列的溺谷海湾由泥沙冲积而成的水乡平原。清咸丰《顺德县志》说：“昔者五岭以南皆大海耳，渐为洲岛，渐为乡井，民亦藩然。”颇能科学地概括了顺德乃至珠江三角洲形成的基本过程。

　　上世纪70年代前，在龙江锦屏山麓、龙山排沙云关都发现过一些海蚀平台，当地群众称这些岩石中的穴洞为竹篙窿，其实是沿海孤岛岩石长期受海浪冲击而成的海蚀穴洞。地质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一万年前，珠江海门的滨线还在今天的三水思贤滘之间，那时南海的咸潮可直抵羚羊峡和北江的飞来峡口。但随着珠江泥沙的冲积，珠江三角洲的沼泽、平原渐为形成，海洋的滨线也不断向东南推进。

　　2006年考古工作者在高明古椰村发现了一处距今4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在出土的大量文化遗存中，其中有一些红树根茎纤维，由此推断，在4000多年前，珠江三角洲的海滨线已推进至高明的古椰一带。

　　2008年，龙江在开展文物普查中，在左滩村麻祖岗发现了一处文化遗址，经初步挖掘出土了不少细石器、夹沙绳纹陶器、夔纹陶器、陶制网坠等文化标本，经专家鉴定为3500年前新石器末期的文化遗存。这就说明，在3500多年前的商代早期，珠江三角洲的滨线又推到了甘竹滩一线，这里已存在一个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的原始部落，他们繁衍生息，开创历史文明。

　　（二）渊源悠远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粤地初开，始建郡县。也随着广西兴安灵渠的开凿，沟通了长江与珠江流域的航运，为珠江三角洲融入了中原文化、融入了中原农耕文明，特别是“金铁田器”的南传，加快了珠江三角洲农业的开发。

　　从汉代开始，随着地貌的发育和农业生产的开发和独特的水运条件，对龙江的文化和思想领域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有道教色彩的紫云阁，已“见名于汉晋年间”。（《龙江乡志》）唐代，耕地激积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当时龙江人口、文化、交通和社会都有了新的发展。龙山的大岗墟，已出现了“四方商贾云集”（《龙山乡志》）的商业繁荣。龙江又于“开元年间建国明寺”。（《龙江乡志》）此外，从唐初开始，就有中原人士入籍龙江的记录。《龙江乡志》载：“区恺，上思田州宣抚元帅，因避武后乱迁龙江”。“陈竟，字常卿，原籍江西太和，任广东提刑副使，后迁居龙江”。“薛启，字继禹，唐末为广州博士，后迁龙江居住”。

　　由于士人的不断迁入，促进了文化的发展，龙江于唐代就出现有功名人物和出仕为官的人物。《龙江乡志》载：“区信，开元年间任江西湖东道按察采访处置使”。区信同时又是“龙江得进士功名和出仕为官之始者”。（《龙江区氏族谱序》）

　　依此可见，唐代开始，随着陆地不断发育，农业生产与航运条件的不断改善，出现了中原思想文化与士人南移，儒、道、释等各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思潮已影响到两龙，使龙江的思想文化发展进入了观念形态的层面。

　　（三）沧桑岁月

　　从唐代开始，随着社会的相对稳定，加上李唐政权又在岭南推行了租庸相配套的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对土地开发的积极性。但是，当时珠江三角洲尚未发育完成，人们除了在山边开垦辟垌田之外，也只能在沼泽的高地上种植潮田。潮田是靠潮水上涨灌溉，但在每年雨季后，珠江发生洪水，往往淹没农作物。正如《龙山乡志》说，当时居民为避“潦水岁为患，民依高阜而居”。可见洪水对潮田耕作的威胁严重。为了保产，当时人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在耕地的边缘用泥土修筑成一些分散、矮小的土堤，称私基，使潮田无恶岁，以达到保产目的。

　　宋代是珠江三角洲冲积更趋成熟时期，到处浮露出大片大片的坦地。这些坦地都含有丰富的有机物质，加上珠江三角洲优秀的自然气候环境，更显示出对发展农业经济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在宋代之前，北方连年混战，使中原的农业生态环境恶化，而珠江三角洲远离中原，获得长期的和平稳定，在战火蹂躏和战乱压迫下，中原出现了大批农耕男女向南迁徙，纷纷到珠江三角洲落户。人口的南移，为珠江三角洲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

　　人口的急速发展使原有的高地不足耕垦，需要开垦更大的耕作面积去增加粮食生产，但大片低洼的土地长期受洪水淹浸，收成不但不可靠，而且对居民的生命财产也受到严重威胁。

　　在宋代，也随着珠江泥沙的冲积，珠江水系的水文发生了变化，在甘竹滩西北上游一带，洪潦一至，灾害出现。《桑园围志》说：“鼎安一带，每遇潦涨，（出现）怀山荡荡，万顷无垠”的情景。

　　宋太平兴国七年后的10多年间，珠江流域连年暴雨，使珠江下游多次出现洪水浸淹耕地的状况，大灾过后，人们痛定思痛，一呼百诺，组织起来，修筑堤围。从北宋崇宁年间（1102年）开始，龙山、龙江、甘竹人在当时广南路安抚使张朝栋的主持下，与官山、九江、河清、海舟、太平、简村、沙头等地群众团结一致，修筑成当时珠江三角洲规模最大的桑园围。桑园围“上自丰滘、下至狐狸、以迄甘竹、东绕龙江，下至三水，周数十里”。（《桑园围志》）全长14700丈，保护围内面积221平方公里。

　　桑园围的修筑，不但实现保产目的，而且使大量滩涂、坦地的自然条件得到改善，大量增加了可耕地，为以后明、清两龙的农业发展奠下了良好基础。

　　然而，进入明、清以后，随着珠江水系的水文变化，两龙人对堤围建设、对农田改造一直未有停止过。明代，两龙先后建成了鸡公围、东洲围、河澎围、北辅围、大成围、大洲围。而在清代，由于水患更趋严重，两龙人的水利建设更为繁重，除了对明代建成的堤围进行加高加宽强化改造之外，还先后筑成了里海围、龙山土围、同庆围、利生围、保康围、合安围、东园围、合德围、乐丰围、定安围，还将北辅围进行改造，与凤塘、河澎两围南北相接。自宋以来，龙山、龙江、甘竹三地共新建有堤围1万5千多丈，连同旧堤改造，大概完成近1000万土方工程！

　　1000多年来，两龙先民胼手胝足，栉风沐雨，在极其艰辛的条件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和险阻，建设自己的家园，他们艰苦创业，与海争地，利用自然，向大自然索取财富，把沧海变成良田。正是这种大无畏的艰苦创业精神，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格，谱写了两龙壮丽的史诗，奠下了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使两龙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得以持久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