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也应该有社会责任感

□刘维

　　很多时候，小说的社会责任感已被极度的淡化以至绝对的放逐了。小说的作者过多地追求小说的表现手段和技巧；追求小说语言的花样翻新；追求小说的思想对人的心灵深处的探究，试图挖掘出人性的"内核"，致使人的梦境也无处遁逃。

　　沈涌的小说《杂道口》（见《顺德文艺》总21期），以其正视社会现实，反映社会现实中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体现作者对这一群体处境的同情和焦虑，从而引起读者的格外关注。别林斯基说："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真实地再现生活。"《杂道口》的审美价值，就在于它比较真实地再现了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这些年，商品大潮把人们的物质欲念冲击得激情澎湃，大家都想发财，发不了大财发点小财也是安慰。内地普通老百姓苦于发财无门，于是硬着心肠，别了故土的原野山川，别了家园的父母妻儿，背起离乡的行囊南下打工。南方本土的农民，因大片大片的水田耕地被征用，又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为了生活，不少人也加入了打工行列。这批人在城市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无疑处于弱势阶层。在这批人数可观的打工者队伍中，还是有人找不到工作，还是有人承受不了极其艰辛的劳作，还是有人中途被炒了鱿鱼。于是后者便成了游荡在城市的拾荒者、乞丐、"站街"什么的最弱势群体。前段时间，报纸为"行乞"问题展开讨论。有些跑步进入了小康社会的人们终于沉不住气了，他们强烈要求政府动用国家机器，将乞丐清除出"我们美丽的河港新城"，以免乞丐们影响市容市貌，以免乞丐们作奸犯科，以免乞丐们阻碍交通，以免乞丐们干扰市民的"文明生活"。然而，那些开着小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享受着现代文明的"先富者"，你们可否想过，你们小车轮子辗过的公路，也许就是这些乞丐们原有的家园！社会，难道不应该对这类弱势群体多给一点宽容吗？我理解，《杂道口》正是发出了这样一种呼吁。

　　前不久，我目睹了一个矛与盾的比试场面。一条10米宽的街道两边，东边是几户大富豪的大宅院，西边是几幢新建的商品楼。入住商品楼的，大多是"新客家人"。商品楼五楼一家这天入伙，孩子们自然高兴异常，于是两个男孩吃了香蕉后便站在阳台上比试扔蕉皮，看谁扔得远些。许是用力过猛，几片蕉皮竟落在街那边一座豪宅的院子里。豪宅的女主人发现后勃然大怒，扯上一双十来岁大的儿女冲上宅院的天面，寻找反击目标。但扔蕉皮的孩子已因心虚而离开阳台，龟缩到屋内去了。商品楼四楼的那家，主妇正在阳台清洁，结果无端地成了豪宅一家的攻击对象。他们指着好大声咒骂，说她"母猪上树学豹叫"，说她"无良客家欺地主"等等。骂声惊动了被骂者的丈夫，丈夫被激怒了，冲进厨房取出把明晃晃的菜刀，站出阳台一声断喝："你们再冤枉人，我就跟你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结果，豪宅一家抱头鼠窜钻进他们的铜墙铁壁里面去了。因了曹雪芹和鲁迅，焦大成了名人，他那"白刀红刀"的名言，过多地被使用和引用了。沈涌的小说《杂道口》但某些人在潜意中对外来人群的歧视，依然存在。一但产生矛盾冲突，潜意识马上浮出水面，变成定向思维。这种人对有能力供楼的"新客家人"尚且如此气焰，对拾荒者、乞丐一类的最弱势人群的态度便可想而知。有比这更甚的是，劳资关系。老板拒绝给工人发工资，随意炒工人鱿鱼，驱使工人在条件恶劣的环境中作业，任意侮辱工人的人格，诸如此类的行径，都可能引发"刀子反应"。什么时候"刀子反应"少了，什么时候社会的文明程度才得以踏上一个新台阶。反映这类"刀子反应"的社会现象，纪实文学参与较多，小说却往往予以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