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瓜里斯（pasguales）餐馆

　　帕斯瓜里斯（pasguales）餐馆，是一间意大利风味的餐馆，位于悉尼市区百老汇大道西边的港湾街(bay street)，离我读书的学校不远。经朋友介绍，从1990年末到1993年初，我一直在该餐馆打工。相比起学校而言，餐馆更像是一所真正的学校，在那既可以提高语言会话能力，又可赚钱，并感受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打工的这段经历，是一段沉重的记忆、感悟的课堂，也是我一生的财富。

　　1990年末的某一天，我正式上工。当我推开餐馆红色的侧门，心里忐忑不安，担忧自己能否胜任这项工作。这份工的职位英文叫kitchen hand，直译为厨房手，中文意思是帮厨。在正式上工前，我是做了准备的。介绍这份工的朋友，已事先将工作任务和流程作了说明。任务不算复杂，问题是要一下子记住几十种菜名和佐料、酱汁，很不容易。于是事先把有关名词用中英文抄在一张纸上，以备万一。

　　餐馆是百年老店了，建筑风格厚实沉重，外墙深红色。可能原来是小酒店的格局，现在只做酒吧和餐馆生意。大堂是一个酒吧，穿过走廊就是餐厅，后面还有一个露天大后院，可容纳近百人就餐。厨房由相邻的两部分组成，上层是加工区，负责煮食出菜，下层是备料区，负责配料、洗涤，后面还有一个库房。我的工作位置，自然是备料区，工作包括做沙拉、冷盘、盆饰和洗涤，任务繁重。

　　我把带去的白纸钉在挂单的木板上，绑起围裙，就开始第一天的工作。从第一张菜单进来，我就进入紧张状态，手疾眼快脚步勤，象一个高速的陀螺。从十一点半到一点半是最为紧张繁忙的时候，时间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第一天工作总体是适应的，基本跟上这种快节奏。不足是有些菜名不熟悉，还有与主厨的配合有问题。原来我除了做好备料工作，还有配合上层的需要，送这送那，有时情急之下，张冠李戴。放工后他们对我的评价是，工作积极，但没有经验，听不清主厨要什么。第一天总算过关了，之后就好办了。以我当时的年纪、文化和语言基础，一周之内就基本熟悉了工作要求。

　　但这是初步的，更复杂的还在后面。意大利菜与法国菜都是欧陆菜的代表，菜色丰富，程序复杂。进餐一般是先来生菜沙拉，然后是切得很薄的意大利香肠片或者事先做好的海鲜为头盆，之后才是肉扒或鱼块为主菜，然后是各种意大利面条或者蒜蓉烤面包片为主食，当然还有雪糕或蛋糕为甜品，以及相伴的咖啡或奶茶。一顿饭吃下来，十几个菜色，要花费一两个小时。这样的吃法和热量，使很多澳洲人腰圆膀宽，体重超标。

　　其实，应付工作流程不算难，难点在于掌握各种备料制作的工艺手法，这是做过厨房的人才知道的秘密。比如沙拉酱的制作一点不简单。意大利沙拉酱的制作难点，在于一边搅拌一边加入橄榄油，如果处理不当，各种配料就会散开，前功尽弃。另外，我还掌握了海鲜冷盘的制作，这个菜还成为餐馆的招牌菜。


　　任何一个组织和机构，复杂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人际关系，尤其是权力斗争引起的离合聚散。我的第一任大厨是一个英国人，名字叫杰拉德（jetrade），一个较为常见的名字，尤其是他们喜欢简称，叫他为杰。有一次一位顾客问我“杰”在哪里，我把他领到大厨面前。其实他是想找厕所（gents），结果我闹了个笑话。杰是个性情中人，长了个半秃头，看起来40开外，实际上他才28岁，蓄一道俏皮的小胡子，脚步迅捷，声如洪钟，每每听到他在上面吆喝，我都要打起精神。杰做事简单直接，不留情面。但粗中有细，彼此尊重。工闲时他到餐厅做奶茶，常常帮我捎上一杯。有一次有人来见工，杰跟他谈完后悄悄跟我说，你至少可以做六个月。他常常跟那些女服务员打成一片，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被那些姑娘们剪掉了小胡子，往日威武的杰看起来憨气十足。但是杰象很多英国人一样，大胆而自私，有时他在家里开party，却在餐馆订很多的生蚝海鲜，然后偷偷从后门送到自己的车上。

　　不久，背运的杰被炒了，原因是餐馆的经理，有黑珍珠之称的penny被炒了，而新经理kate一来，就先把杰炒了。大厨杰就这样不声不响的走了，而我就因此变成老员工了。

　　新来的经理kate mashar是一个典型的英国美女，个子高挑，一头金发，只是面部比较瘦削。Kate有点小聪明，刚来时扮作女服务员到厨房忙里忙外，我们都没有留意。可她毕竟是生手，笨手笨脚，不是打烂盆子，就是把牛油打成一盘牛油水，弄得我要常常帮她。后来员工会议上宣布她是经理，我们都大吃一惊。

　　Kate其实还是一个姑娘，比我还小两岁，经验不足却意气用事。把杰炒掉后，餐馆开始陷入混乱，手忙脚乱的kate先是找了个远在乌龙岗的朋友顶档，后来居然找了个年过四十名叫约瑟芬的中国女人当大厨。这个女人曾远嫁印度，生了个混血儿，后来两母子辗转来到澳洲。她已完全不懂汉字，但还能讲些广东话。因为同是中国人，所以彼此很融洽。但时间久了，大家都知道她的工作能力不能适应餐馆的要求，做的菜色也不地道，因此客人大量流失。Kate不得不再换人。这样，第三任大厨tony出场了。

　　Tony是一个老实和蔼的正宗意大利人，来自意大利萨丁岛，语言不多，沉着稳重，是那种未开口先摊手的典型意大利人。我和他相处得非常友好，几乎无话不谈。后来，他还带了一个名叫parl的上海仔来帮手。这样，餐馆才稳定下来。

　　Kate对我是另眼相看的，把我当朋友看待。很多事情问我的意见，把最好的班给我做，还邀请我到她家做客，一起到悉尼港划独木舟等。她是那么多人中，唯一能打破种族和文化隔阂和我交往的非中国人。她又是个勇敢却又粗心的人，有一次澳洲国庆，找不到人挂国旗，她气冲冲的叫上我，一起攀梯子上屋顶挂起国旗。不过后来对面街有人打电话来，说我们把国旗挂反了。

　　后来，kate也走了，由一个名叫莫丽的意大利姑娘接任经理。澳洲的打工文化就是这样，一年左右就跳槽。我在餐馆的两年内，换了三任经理，三任大厨。那些女服务员更像是一群鱼，来去无踪。也许对她们而言，打工只是赚点钱而已，没有什么专业忠诚可言。至今还记得名字的有德国裔的danniel、jenny ，英国裔的 Sophia、pammala、jane，意大利裔的nina ，还有瑞典美女ammerly等。几十年后，还记得她们上班时那种无忧无虑，象一群喜鹊，整天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Kate走后，还有与我联系，甚至我回国后，她还带着男友来中国看我，在佛山住了几天，然后就渺无音讯了。
　
　　2008年我再到澳洲时，也曾经回过餐馆看看。十几年后，餐馆变化不大，厨房缩小了。见到一群忙碌而陌生的厨师，说我十几年前在这工作过，他们都流露出惊讶的眼神。真是景物依旧，而故人不见。

　　Pasguales餐馆，是我年轻时闯荡世界的一个驿站，是我一生中极为珍贵的课堂。种种难以忘怀的经历，令我学会珍惜，包括珍惜每一个机会，每一分血汗钱，每一个来自别人的关心。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你理应得到的；而人的成功，是需要经过艰辛努力，需要脚踏实地去奋斗才能获得的；也只有在这种环境中，才会对一个异国和外族人民有着真实而深刻的了解，同样，也令我感到无论身在何处，都要挺起腰杆，做一个堂堂的中国人。

　　餐馆门口就是那条港湾路，这是一条向上延伸的路。这条路上，我走过自己人生的轨迹，也找到自己走向成功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