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社会共识

□ROOO

　　1979年后，中国进入了改革时代。

　　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或许可以称以支持电视纪录片《河/殇》为代表的倡导“海洋文明”的群体，在当时是“激进改革派”，至少对刚刚经历过十年动荡、封闭岁月的人们来说，他们的思想观点颇具超前性，因而未必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就算是不同意他们改革思路的人，也不能否定，这个群体是改革的忠实支持者。

　　步入九十年代，“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大论战在学界广受瞩目。两派代表人物，不论是甘阳提出的“通三统”，强调中国文明的自主性，还是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对中国思想脉络的分析，以及对“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思考；也不论是朱学勤着力研究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的异同、利弊及其对日后革命模式的影响，还是秦晖对民主、宪/政、法治的推崇，以及他对东欧各国改革的比较分析，在他们的宏观视野下，其现实关怀可以说都着眼于中国的发展与改革。简单而言，双方的分歧并非要不要改革，而是对当下各种问题的成因有不同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改革路径，也就有了不一样的判断与选择。

　　总体而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如果说还存在对改革抱有疑虑的保守力量，那么，踏入九十年代，特别是最近十多年在经济领域取得的瞩目成就，即便仍有部分人冷对改革，他们也只能选择默不作声，而绝大部分人则衷心希望改革继续进行。因此，可以说，改革在今天有着广泛的社会共识。

　　改革开放走过三十年，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态势的同时，社会结构在经历巨大改变后，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固定的社会格局，社会流动性因此逐渐降低——某程度上，改革的必要性正这于此。孙立平教授“中国不像拉美国家，面临的可能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的话值得参考。在解释“转型陷阱”一词时，他说：“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一种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渐进式的改革，就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格局。这样的基本利益格局形成后就要求不要往前走了，要维持现状，然后希望把我们认为所谓过渡型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在“基本利益格局形成”的今天，虽然既得利益者、群众、改革倡导者等群体有可能发生变化，但这些群体已然成形则无可疑义，要辨别他们，也并非难事。

　　改革一般采取调整经济、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社会利益结构的方式，来实现其追求让所有人得益的美好愿望。然而，事实证明，改革既可能由于意想不到的阻碍而不尽如人意，也可能获得比预期更好的效果。从这个角度看，那些说改革前的预期目标一定要和改革后的实际结果相一致的人，无疑是没弄清其中的逻辑关系，不懂得现实与理想之间常常可能存在差距的常识。此外，必须指出，假如以改革未必能形成良法良制为理由而拒绝改革，那么，随着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原本看似牢固的利益格局很可能会出现崩溃性“解体”，绝大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瞬间就会化作乌有。因此，除却更不愿见到的革命，改革将是既得利益群体守护当下与未来利益唯一能依靠的“法宝”。

　　改革既然成为社会共识，那余下的就是如何与谁参与改革的问题了。有人认为，改革应该排除群众的大规模参与，其担心的理由是群众的“集体无意识”容易导致社会动荡。这种担忧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看到群众运动——在此，所谓群众运动，可以理解为群众参政论政——负面性的同时，群众运动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也是历史上所常见的，甚至是一个公民社会成形的重要标志。此外，尽管勒庞在《乌合之众》里对群众运动的弊端有十分精辟的心理学分析，但在我看来，他并不全然否定群众运动的必要性，而是希望我们警惕民粹主义式的群众运动——这种带有很大盲从性、极端性的运动才是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而非群众运动本身。

　　虽然改革主导权更多时候掌握在上层决策者手中，但社会主要群体——民众——的广泛参与，才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不难理解，由上而下的引导让市民对改革有更深入而理性的认识，但同样不能忽视由下而上的反馈，为决策者提供了改革的智力支援，使出台的政策更完善，合乎社会需要；对政府而言，市民的参政论证既是一种鞭策，又是其扫除障碍，坚持改革的力量之源。因此，改革若要取得好效果，民众的参与，无疑要贯穿在改革过程的始终。

　　改革与维稳的关系说到底是一个改革应该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的问题。“震荡疗法”与渐进改革的对比分析多矣，一般认为，“震荡疗法”虽然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社会要为此付出诸如经济秩序陷入混乱等代价；而渐进改革在速度上则较为缓慢，但变动基本都在有序、可控的范围内进行，不会对社会稳定有大的破坏作用。从实际经验看，渐进式改革无疑符合“国情”。

　　在肯定渐进式改革的前提下，需要指出，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实际上与倡导改革者需要具备进取心态、不能畏首畏尾的说法并不矛盾。首先，在作出一项行动或决策前，改革者都会考虑其可行性问题，假如明知政策存在明显的弊端，仍坚持推行，那么这并不叫改革或冒进改革，而是破坏。其次，许多时候，改革者深知某项政策对社会有利，但由于社会舆情、传统风俗等原因，而不敢推行，这时候，就需要改革者有进取的精神，敢于突破陈规，唯此，改革才能继续进行。再次，循序渐进可以理解为是宏观层面的，指的是改革步骤，而进取精神则是微观层面的，指的是某项政策的推行；也就是说，改革要坚持循序渐进的方式，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有进取的心态，为改革更好地落实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过去单一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社会逐渐形成利益多元化的新格局。利益多元化并非坏事，但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分歧，往往会导致许多冲突与矛盾。如何化解它们？问题不在利益，因此不需要重新回到“利益单元”的时代，需要的是改革，完善各项制度，让市民参与改革，社会组织得到发展壮大。多元哪怕是相冲突的利益倘若能够在持续不断的改革中得到重新调配，逐渐趋向合理，那么，维护社会稳定的药方也就找到了。以此观之，今天中国最该担心的不是利益多元化、社会存在不稳定因素，而是改革共识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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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