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心异
多年来我一直关注顺德的一举一动，无论在它意气风发时，还是黯然神伤时。这是我愿意接受林德荣先生分派的任务，来写这篇序言的主要原因。事关顺德，我总愿意说话。我对顺德一直有难以隐藏的好感。在我许多文章中，一直是把顺德和深圳并列的。在广东或珠三角来说，这是两大标杆城市，木秀于林，顾盼自雄。我想两个城市应该是惺惺相惜的，如果深圳是李寻欢，顺德就是阿飞。
2009年在顺德和几位朋友聊天时，我谈到了深圳和顺德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这两个城市均是“企业化生存”或公司化生存。这里面有几层意思：
一是两个城市的居民中（不包括学生和退休者的话），均有超过百分之六七十的人生存在企业和企业关系之中，企业（包括公司和个体工商业者）既为大部分市民提供了财富和生活来源，亦酝酿着市民的情感方式和人际准则。在这样的城市中，商业精神决定着城市精神，支配着城市的运转方向，决定着城市的未来和命运。深圳和顺德的商业社会形状及精神状态，都让人想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或佛罗伦萨。
二是两个城市均存在着强大的商人群体。在深圳我们叫“深商”，在顺德则叫“顺商”。就像深商的基因决定了深圳的生命力一样，顺商的基因也决定了顺德的生命力。在政治上最困难的时期，这两个城市的繁荣却不因此而中断，端赖着商人群体，维系了城市脉息的延祚。
在这两个城市，政府均顺应着商人群体的要求，而改变着自己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对着商业体系颐指气使、生杀予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这样的商业社会里，power只有着对rights的尊重和眷顾，而无太多的傲慢与无理。
三是“企业化生存”的社会，必然会导致公民社会的萌芽和兴起。基于移民社会的便利，深圳已经有了公民社会的雏形，而顺德则在乡土社会的基础上，向着公民社会缓慢地转型。这将主要体现为利益的多元化和权利的分散化，以及公民意见诉求的相对自由表达。商人群体和市民群体将逐步地自组织化，而推出其利益代言人，获取话语权。在这样的基础上，意见领袖的出现不可避免。在深圳，类似深商研究会或“因特虎三剑客”的组织应运而生；而在顺德，类似的公共空间和话语精英也将会层出不穷。我想林德荣先生也许正在承担着这样的角色。他的著述其实正是民间的意见表达。
四是在这样的“企业化生存”环境中，对权力的“阳具崇拜”将逐渐淡化，而对财富的渴望与追逐才是主流。这导引出来的一个状态是，人们对行政边界或行政级别的重视将渐趋模糊，而对经济地理或产业链条的反应才会更加敏感。
谁会在意顺德只是一个区？谁会在意容桂只是一个镇？即便在深圳，也没有太多人把那个副省级城市当回事，而富士康和华为两大IT公司，把龙华和坂田两个小镇抬到了远比宝安或龙岗更加辉煌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没必要对所谓的“强镇扩权”过于耿耿于怀。对于珠三角来说，经济地理的分析早已不再过分着意于行政边界，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市化，绝不会受限于某条行政边界，也不会受限于行政级别。就像容桂事实上已成为一个数十万人口、与大良等绵延贯穿的城区一样。在这个城区里，产业的集聚与人的创造才是最重要的。
我想林德荣先生的此本著作，基于对草根工业化过程的原生态描述，基于对商人群体创造财富过程的故事还原，事实上已说清楚了我想说的话。
这也许是顺商或顺德人想说的话。
2010年1月9日于深圳
（金心异，知名网友，现为《21世纪经济报道》编委）
（编辑：邹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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