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主人：马以君 年龄：69岁 身份：退休教师
约马以君见面，想参观一下他的书房，跟他聊聊读书治学的经历和感悟，以期给晚辈们一些教化和启发。马以君答应得很爽快，言语中却有些忐忑，坦言家小书乱，登报似有伤大雅。
实际上，认识马以君的人，无论治学处事都对他敬畏有加，称其自身便是一本厚书，读之耐人寻味，受用无穷。
采访当天，马以君开篇明义地说，读与用是一对又有关又有区别的概念。读是用的准备，用是读的飞跃。读是一般人都具备的能力，用却未必人人都具备的本领。古人常说的“书橱”、“书蠹”，就是只会读不会用的人。当然这样说并非强求人人都会用，读点书消遣消遣，调节调节，充实充实未必不是一件写意的事，但作为从事文教工作的人，如果以此为止境，则如某电视台日夜宣扬“人欲唯食色”那样，则是既不对社会负责又不对历史负责。
从无意识到有意识
马以君自称“命运多舛”，既无红袖添香的福气，也无附庸风雅的闲情，因而养成读书粗野的个性。上本原小学时，杂七杂八读了一些志怪小说、武侠小说。当时读书属于是无意识的，却培养了他对文学的兴趣，训练了他的语言感受能力，打下了微薄的文化基础，初步形成了他的人生观，比如《水浒》使其长义气，《三国》増其智谋，《西游》使其添幻想，写起作文来时得老师的首肯。
进入一中，读书的兴趣转入新文学，图书馆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绿色封皮的现代小说和散文集他几乎涉猎无余，三十年代文人笔下的“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深深打动了他，他希望自己长大后像那些文人那样边教书边写作，过清贫的生活。“我坚信‘文章憎命达’、‘穷愁著书’是文人成败的关键，所以我不崇尚荣华富贵，喜欢安贫乐道。”马以君解释，生活太安逸对人成才无助益，所谓“富家多败儿”就是这个道理。尽管如此，他还不容于时势，连连的政治运动，使他想写个人小悲哀小欢喜的梦想实现不了。但读书的志趣仍未减弱，当时大量“反修”文章刊出，他反复诵读，被文中的思辩力所征服，并形成自己的文风。
文革开始，读书范围更窄，他唯有如《三侠五义》的黑妖狐智化那样口说‘是’而脚写‘不’，表面不违规地‘学毛著’、‘读鲁迅’，实际上更注重领会写作技法和注解里的知识。
但是现在中国所有现代文学史都没提毛泽东诗词，现行中国语文课本将鲁迅作品踢出去，说是毛泽东诗词水平低，鲁迅作品没艺术性，如此对待这两个开一代流派的泰斗其危险性值得深思。
此时，马以君更加有意识地去读书，尤以征引多、出典多的为重。如今，马以君出口成诵、典藏腹中也是得益于此。
动辄万言让编辑头疼
毕业后，马以君如当初设想的那样成为一名教师，有学生评价他“博学、豁达、执着”，尤其佩服他的讲学授课，一节课下来，马以君总是滔滔不绝，并且从不拖泥带水，每每能听到新鲜的出典，容量极大，获益良多。而这一情况也同样出现在他的写作上，然而下笔千言、口若悬河的他却从不做笔记，这是马以君做研究写文章最大的特点。这得益于他较强的记忆力，小时候诵读的诗词他至今仍张口成诵，滔滔不绝。
据其介绍，这首先归功于他严谨的治学，读书留心文章的出典，对征引更是倍加留心。每有新句有所触动，皆会默然于心。
因此，马以君后来写文章几乎能够信手拈来，无需翻书查阅，并且洋洋洒洒动辄万言。
八十年代初，马以君针对许地山的创作进行了多番求证和研究，并最终形成了《从怡情到养性———许地山创作初探》一文，全文超过万字，投到中国社科院，居然一字不易地刊登在《文学评论丛刊》上。据马以君介绍，当时有南方文章难过长江之说，就其毕业的华南师院中文系而言，该系教师还未有论文上过《文学评论》。
这一事件之后，马以君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方向。由于长期治学严谨、破费心思，记忆力较强，马以君的万言文章，投到刊物常让编辑又恼又爱。即便现在，通常刊物均要求文章不超6千字，万字文章送到编辑手中，往往难于下手。马以君戏称，他写文章就好“破例”，让编辑爱恨交加正好说明了文章是扎实而有分量的。
此后数十年，马以君数十篇文章先后发表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科学战线》、《文艺理论与批评》等一批在学界有较大影响力的刊物上，同时还出版了《苏曼殊文集》、《黄节诗集》、《南社未刊稿》等书。主编的学术丛辑《南社研究》所载文章广受好评，网上现在还有“马以君独立编出的《南社研究》殊为难能”等字样。
“小题深做”
读过马以君著作或熟悉其人的都知道，马以君的研究很少触碰“高大全”的命题，相反都是以小见大，多有“小题深做”的情况。马以君解释，这里面有受自身研究条件限制，更主要是做得深的小题就是一个拿得出来的成果，汇集起这些成果就是对学术的大贡献，比起那些宽泛肤浅的大题，其意义更大。
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期间，马以君发现文学史对毛泽东诗词付诸阙如。在他看来，近代以来能与古代诗词匹敌的只有毛泽东若干首诗词，但在现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却无一提及到毛泽东诗词，这让马以君感到不是滋味，“这若不是‘专家’的偏见，便是无知。”
马以君认为，学术研究实际上就是向靶射箭，力求揭示事物的真谛，恢复其本来面目，使认识接近真理。在毛泽东诗词的研究上，他便是从探寻心路加以注解的。
“‘专家’注毛泽东诗词尽是出于为毛泽东批评的‘好心’，忽略了他的‘别有怀抱’，所以毛泽东才多次生气地说‘不要注了’。”马以君举例说，当时中文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诗词集》，他发现其中编注颇有纰漏，便写文指出，二万余字一经刊出反响较大，有人评价“为多年无读到如此精到的考证文章”。当时主编《毛泽东诗词集》的吴正裕颇有微词，马以君回复“是为共同编注好毛泽东诗词出力的”，对方这才释然。及至现在，网友对其提出的《贺新郎•别友》是毛泽东写给其初恋情人陶斯咏的观点毁誉参半，而真正的研究者还是很看重这个意见的。
除此之外，马以君为康梁、孙中山、苏曼殊、黄节等所进行的研究也均是“小题深做”的范例。其中为《黄节诗集》费神颇多。为充分显示这位顺德先贤的诗词创作，马以君不惜千方百计托人情、查资料，后来该书被欧初评为同类“搜集最齐全”的一种。
●读书推荐
现今出书易，发文难，书的质量参差不齐。推荐哪本书确实不易。况且鲁迅当年回答某杂志《青年必读书》之时，便已提过“无法具体推荐的，只能提个原则”。我深以为是。若真要推荐，倒不妨也提提我择书的原则。
我读书有“二读三不读”。征引多、出典多的书要读，这些书历来为人重视。研究写作多读此类书，做学问就容易得心应手。
不读的书有三：形容词太多的书不读，因为作者对自己表意没信心；故作姿态的书不读。这类书作者只想用艰深掩饰空虚，却不知语言是交际的工具的道理；拖泥带水的书不读。因其作者不善于提炼语言。
实际上，我看许多书，都只有好坏之分，没有对错之别。为什么？只因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计较不来。
●个人著作
《从怡情到养性———许地山创作初探》（发表于《文学评论丛刊》）
《燕子龛诗笺注》（四川人民出版社）
《少石诗注》（湖南文艺出版社）
《苏曼殊文集》（上下册，花城出版社）
《黄节诗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南社未刊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诗词集>编注指疵》（发表于《华南师大学报》）
（编辑：平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