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远清
顺德花卉种植历史悠久,饮誉海内外。早在2000多年前当地就有“花之乡、卉之都”的美誉。顺德的花卉果木又以陈村最为出名,“户以花为业,村以花出名”是指历史上陈村花卉从业者众多,且种植规模巨大。古代陈村人“衣香食果”——靠种植花草水果为生,故陈村又叫“百花村”。陈村历代以种花产香著称,其中的香药远销海内外。有的香树属于野生植物,有的则是人工栽植的。其时富家至少种千树,“岁售逾数万金”。当地花果种植之业,历经千百年来,至今兴盛不衰。
早在汉武帝时期,陈村人的花卉种植已发展成为商品生产。清朝咸丰年间《顺德县志》有相关记载,如“陈村岁载花果出售诸郡,自汉例献龙眼、荔枝,宋贡异花,盖由来已古”。汉武帝在长安上林苑建造扶荔宫,引种的荔枝、龙眼、金桔、桂花、昌漪和指甲花等花果,多是从陈村选取的。当时顺德陈村的花卉能进贡入京,说明当地人的种花技艺非同寻常。自西汉以来,花卉文化已经在岭南的历史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陈村及周边地区花卉种植的持续发展。
隋唐以前,广东是地广人稀,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原地区落后。到两宋时期,随着中国第二次人口大迁移,从黄河流域大量迁来广东的人口,在珠江三角洲修筑护海堤围,逐步开发沿海低地农田,并从事农业生产。当地的土壤和气候适宜于种植热带和亚热带作物,其中花卉果木就是较有经济价值的农作物。《顺德县志•卷11》(乾隆刻本)载,陈村“汉有扶荔之宫,宋有异花之献,置堠传送,皆自南海,意即斯乡”。当中所谓“异花之献”,即向朝廷贡献奇异的花卉。当时陈村一定有珍贵的花卉种类和相当规模的种植产业,才有可能得到朝廷的青睐而具备献花的资格。
自宋元以来,人们已积累了一定的种植经验。明朝初年,朱元璋又一再用法令在全国各地推行桑、麻、枣、棉的种植,使广东各府、州、县广泛出现种植桑、麻等成片区域。这种栽培经济作物的风气对后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种植经济作物比种植粮食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人们更是日益把经营眼光投向经济作物。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花果生产一马当先,走在了全省的前列,其中毗邻广州的顺德陈村更是以花果代替稻田生产,花卉种植面积越来越大。
明代皇帝非常重视农耕,广东是“一年三熟”之省。陈村因米市的繁荣而成为广州的重要谷埠,也有“陈村谷埠”之称。但陈村等地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一直超过粮食种植面积。故明代的陈村还是以花卉种植为主,鲜花品种甚多,素馨花、菊花、梅花、朱槿花、指甲花、海棠花等为常见品种。
明初,珠江三角洲出现把水田改为基塘的现象。所谓“基塘”,即将一些“地势低洼,水潦频仍”的生产条件较差的水田深挖为塘,将挖出泥土堆于四周成基。塘用来养鱼,基面种果木,称为“果基鱼塘”。明代中叶,陈村种花业已颇为兴盛。商品性花卉种植普遍兴起,当地种花蔚然成风,规模较大,出现了花卉场遍及各村的景象。已逐渐形成以花卉为主业的种植结构,花卉栽培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明嘉靖以后,农作物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从而逐步地改变了传统农业生产的结构。经济作物如蚕桑、甘蔗、水果、花卉和蔬菜等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都先后形成了专门化的商品性生产行业。清初学者屈大均著的《广东新语》以诗的形式记录陈村当时的花卉种植盛况为“渔舟曲折只穿花,溪上人多种树家。风土更饶南北估,荔枝龙眼更繁华”。陈村花农因之有代代相传的种植技艺和经验。
明朝中期以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花卉果木种植已发展成为一种商品生产,不少地方的花农以种花为主要谋生手段。珠江三角洲各地以种花著称于世,其中以菊花、素馨花(大叶茉莉花)、茉莉花、指甲花、牡丹花、梅花、桂花、小棉花、孔雀花、兰花等最为出名。陈村所处地理位置较为适中,花卉果木大多销往周边地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提到明代陈村人在经营花卉生意上,称“尝负担种花卉贩之,近者数十里,远则二三百里。他处欲种花卉率就陈村买秧,又必使其人手种持接,其树乃生且茂,其法甚秘,故广州场师,以陈村人为最”。陈村历来花卉品种多,花的品质也较为上乘,花卉的色泽品相较好,故市场销路畅通。明末,陈村一带花果种植规模进一步扩大,家家户户种果养花。
明末清初,出现了“桑基鱼塘”,即将原来基面种的果木改为桑树。“桑基鱼塘”一经出现,便很快取代了“果基鱼塘”,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蚕桑种植与养鱼可以资源互补,并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如蚕沙喂鱼,塘泥肥桑等。继南海九江乡之后,顺德县龙山、龙江、陈村等地也陆续将原有的“果基鱼塘”改为“桑基鱼塘”。这一时期,顺德成为全省蚕丝和丝织业生产中心,如伦教、沙滘、勒流、黄连等地的丝织业皆有盛名,形成了圩市密集、百物辐辏、商贾云集的大发展局面。陈村当时盛产粮食和鱼虾,成为广州市郊主要的金融和粮食市场。这个阶段陈村的主要经济支柱是谷物贸易,而花卉果木种植的收益在其中只占很少一部分。此时整个珠江三角洲的果木种植业都处于一种附属地位,而陈村的花卉业也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走向了式微。
清代中叶,随着海禁的开放和对外交流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农业生产空前发展,特别是商品性农业生产异军突起,更为世人所瞩目。陈村花卉生产也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势头。从海外引进的品种,加上地方培育的特色产品,花卉果木品种得到极大的丰富。陈村各地多种龙眼、荔枝,每年有大量果干出售外地。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陈村是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商业中心,经济发达。陈村圩市曾与广州、佛山、东莞的石龙镇合称为广东四大名镇——“广佛陈龙”。此时,水果也是商品性农业生产的主要项目之一。荔枝、龙眼、柑橙、香蕉四大名果和桃、李、梅、梨、菠萝、杨梅、杨桃、柚子、金桔、柠檬、橄榄、番石榴、海枣、木瓜等数十种岭南佳果已大面积种植。其情形如屈大均其名著《广东新语》卷22、25中记载一样,即“广州诸大县村落(包括陈村)中,往往弃肥田以为基,以树果木,荔枝最多,茶、桑次之,柑橙次之,龙眼多树宅旁,也树于基”。
关于陈村的花卉种植规模,在《广东新语》中有记载,如“陈村周围40里,居人多以种龙眼为业,弥望无际,约有四十万株荔枝柑橙、请果居其三四。此屋皆焙、取荔枝、龙眼为货,以致末富”。随着种植日广,贸易市场在当地也不断增设。乾隆《顺德县志•卷三•墟市》记载,此前陈村就有墟市,墟市内“烟户稠密,铺舍连络,百货辐辏”,“为县内之大市镇”。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又再开新墟,“尤旺,远近皆就市易”。甚至花卉专业市场——龙津花市也应运而生。时人李树在《龙津花市》中对此有生动、形象的描绘:“红紫芳香万种春,稽含草木记来真。衣花食果岭南口,口叶裁烟佛沼民。一水尚能迷洛艇,千枝犹可赠游人。何口仙令逢潘岳,收入河阳满叶新。”足见其规模和花卉种类也不逊色于其他地方,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可见,清代中后期,陈村已发展为花卉果木生产和种苗培育基地及艺花技术之乡。陈村一带花卉种植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此时花卉主要向外地销售。
清朝时期的弼教,还不是如今陈村所管辖的范围。随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当时的弼教花卉种植业迅猛发展。这时的弼教拥有“百里春林绣落霞”的乡村美景,是顺德最大的花卉生产基地。清咸丰以前,弼教的花卉生产在顺德可谓独领风骚,占尽风流。相传佛滘最迟在明代就开始种植时花和果树,其中所植米仔兰,于夏秋季采摘,晒干后用于温茶,味道清香,品质极佳,在当地久负盛名,有“金树”之称。尽管如此,佛滘村的花卉生产量还不及当时的陈村,如《顺德县志•卷二》(咸丰六年刻本)载,陈村“列畦漪花,环舟来移其种者,篷揖相望,与弼教同,然花多果少,买夏论圃,终不若陈村之盛”。到清代咸丰后,由于陈村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蚕桑业、锡箔业和酿酒业,故陈村花卉生产受到挤压。清代《顺德县志•卷三》(咸丰六年刻本)中记述,“今则弼教花圃多于陈村,移花接木之法,讲求甚熟,流通也广”。又云“种树艺花,今盛于佛洛,去陈村仅数里,场圃殆遍一村……岂即陈村遗法,近而得传耶?其焙果,则仍为陈村故业”。由此推断,此时陈村花卉生产规模小于佛滘,也没有专门的传统花卉种植技术,且“百花村”之名还让位于佛滘。当然,陈村此时在花卉种植上也不是处处落后,其种菊花、兰花的技艺,在《顺德县志•卷三》(咸丰六年刻本)中有相应记载,称“菊圃多在陈村,陈村艺菊之盛,自黄东野始”。清末区金策撰的《岭南兰谱》也载“顺德弼滘乡,号称花村。乡人皆艺花为业,挨枝接节,精巧绝伦。即以花起家,如茂林园者,问及种兰,则惘然不解,可称怪事”。佛滘村花卉生产的发展,弥补陈村此后花卉业发展基础的不足,为陈村花卉产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重要基础。
清同治年间(1864-1866年),陈村花卉种植又一次由盛转衰。因种桑、养蚕、缫丝、纱绸纺织的经济效益高,顺德一船生丝出口,一船白银归。当地先后掀起弃田挖塘、叠基、种桑养蚕、缫丝、池塘养鱼的高潮。陈村各地也逐渐弃果伐树,集“种、养、缫”的家庭手工业于一体的农业经济开始得到发展。缫丝兴,稻农居家养蚕的也多。为了经济上的好收益,连种水稻的花农也在改水田为畦地种桑。
清末,陈村花卉业又开始复苏,并成为水仙、桃花、年桔的天下。随着东南亚地区市场的不断开拓,货物可通过东南亚市场转运欧洲和南美地区。这个时候花卉出口需求量大,当地的花卉品种也大为增多。又因广州市场的转型,贸易的对象已从特权阶层扩大到民间的普通老百姓。这一时期,广东商品性农业生产已经逐步形成大小不等的农业商品性生产的专业区域,同时出现专门从事某一经济作物种植的专业户。其中花卉种植专业户不是依靠传统农作物维持家庭生计,而是“衣食于茶”或“以花作衣”。由此可知,珠江三角洲商品性农作物的种植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确定的。这就相当于一种早期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也是陈村花卉种植在明清时期出现盛衰交替的重要原因。
(本文来自《陈村-中国花卉之都》)
(编辑: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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