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关键在去行政化

□吴永强 

　　改革创新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动力，教育改革创新已经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抉择。教育部近期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丛书”。这部丛书总结了全国各地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经验、新思想、新理论，反映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思考和探索，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教育的关切。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顾明远认为，这套丛书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和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方面强调了必要性和紧迫性。目前，和国外的学生相比，我国的学生普遍表现出缺乏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缺乏问题意识和质疑能力。因此，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启发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主动性，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是当前改革创新的重要环节之一。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出国留学，出去读本科、读高中的孩子也越来越多，数量正在逐渐追赶研究生群体。最近5年来，中等收入家庭加入留学大军，对留学本身的要求和留学服务的要求都越来越高，这也使学生的质量逐年提高。比如，北京市重点高中出国人数逐年增加。 

　　与此同时，国内对高素质国际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留学生带回来的国外的思想、文化和技术将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那么，在现有教育体制下谈创新，是否痴人说梦？怎样吸引在国内接受了扎实的基础教育、在国外“镀过金”的人才回国效力？对此，全国青联委员、全国青联新闻出版界别副秘书长吴永强谈了他自己的看法。 

　　吴永强：新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以后，13亿人口的中国提前实现了2015年“联合国[微博]千年目标”，全民教育发展指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监测的130个国家中排在前三分之一。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核心指标是大中小学入学率和成人识字率”中，中国超过同期世界平均水平。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这种成绩离民众，离社会乃至于各个方面的期许目标到底有没有距离，是使大家产生怀疑的，一方面许多数据固然是值得欣喜可观的方面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仅仅是依据一些数据比例来取得成绩，那其实未免偏颇太过于主观和自我，近年来我国在重大的学术科研领域和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是缩短还是拉长，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和客观的评判，不是自己用简单一些数据来做佐证。 

　　对于一个民族，对于一个国家，乃至对于整个世界的发展来说创新显得是非常的重要，具体到我国，以现行体制和机制来讲，应该说在相当时间不利于产生创新人才或者说不利于教育改革的创新，在这方面我认为有四大弊端，这四大弊端集中体现在第一个就是教育行政化的色彩过于浓过于重，大学校长们不是以办学育人为第一要务，即便像211、985的一些名校来看，真正有多少大学的主导人能够称得上教育家或者说称职的高水平的教育家，这个确实要打一个问号。第二个大的弊端是应试教育遍布在教育的各个阶层，比如说从小学、中学、大学乃至研究生教育概莫能外，虽然有高分学生产生，但是难得有高能水平诞生更谈何创新，第三弊端就是教育资源的普遍配置不尽合理，不尽合理，不尽公平、不仅科学，那么这样收获的效益成果也显然不够均衡和有效，换言之就是缺乏普遍的创新。第四个弊端是当前教育被商业化市场化绑架的确实非常过分，走向了偏颇甚至扭曲，比如说最近地产业王石新欢的事件，知名商学院高等教育已异化为一个到找金龟婿的俱乐部和名利场，丧失了教育尤其是培养高端创新优质教育人才的功效。 

　　说到教育，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不是说了一年两年了，教育改革关键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机制和体制上要进行革命性的改革，而不是简单的改良，要从机制和制度根本性来讲。第二个是要尊重教育自身的规律，教育的规律说到底是人才培养和人才吸引乃至于人才留存的时间，任何公益性短期性的想法和做法得到的效果都不会有效，这些要从根本来进行调整。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就已经开始重视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工作了，要想吸引在国内接受了扎实的基础教育，在国外镀过金的人才来回国效力，首先要对留学人才或者是海归人才的特质特点进行一个细化和科学的分析，比如说老一辈的像钱学森为代表的那一辈海外人才，可能祖国利益超过于其他的吸引力，他们可以为祖国抛弃一切来作出贡献。但是对于现在新兴的一些科研人才可能仅仅的以这种理想至上的崇高说教不一定有效果，在具体施行方面机制和社会制度上要为人才的吸纳提供培育的土壤和渠道的拓展。从一个细节性来讲，现在很多一线城市，什么限户籍、限行、限购等等一系列的限制令禁止令的出台其实是拒人才于千里的糊涂政令。对于新兴高端人才，光靠简单的说教而缺乏实操层面的细致化、人性化、科学化的措施是很难做到的，还是要营造一个好的吸引人才的环境。

（编辑：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