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至1978年的陈村花卉种植

□凌远清

年桔生产管理

　　陈村的花卉经济可谓源远流长，其种植面积在明清期间曾有过起伏。在20世纪，陈村花卉经济的发展曾两度受阻，其一是抗战时期，另一次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两个特殊时期里，陈村人未能大张旗鼓地以花为业，但仍未完全中断对花卉的热爱，部分人家还在自家屋角边阳台上少量养花。此举使得陈村原有的花卉品种得以保存下来，也是改革开放后陈村花卉能够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国初期，陈村花卉业出现兴旺景象。花农为了获得白银、完租纳赋，从单一水稻生产，转为因地制宜种植花卉。因多数果树遇水患不枯，水退后仍能复生如故，因此当地花农多种植荔枝、龙眼、柑桔、时花，培育树苗。花卉苗的面积不断扩大发展，品种更多。当地花农培育的米仔兰、桂花、玉兰、四季桔以及盆景树桩等远销上海，天津、福建、汉口及香港等地。根据文献记录，花贩成群结队到此以船只将花卉运往广州及附近州府，“渔舟曲折只穿花”、“村前弥望皆为花”及“船头花影垂垂簇”正是当年陈村花卉业兴盛的真实写照。其中的龙眼、荔枝属季节性果品，销售期受限，故促成家庭式干果焙烘加工业的出现。

　　20世纪30年代早期，因日本廉价的真丝、人造丝的纺织品占据了南洋西洋的市场并向中国倾销，导致陈村生丝和丝织业凋零。种桑、养蚕无法取得原有的收益，当地人纷纷弃桑改植收益快的水稻、香蕉、果蔬等作物。果蔬生产周期短，收获可轻易运到陈村果栏出售。当地商贩在陈村大批量采购水果，并转运广州与港澳市场。当然，并不是所有基塘都可以改植甘蔗、香蕉和果蔬，地势较低的，只能种植水稻或者花卉。但花卉的种植面积很少，只起到一种保本护种的作用。这一时期，陈村以酿酒业、锡箱业、果木业为支柱产业的地方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不久就成为一个工商业发达、文化繁荣的市镇。此时花卉生产在陈村镇经济中比重有所下降，但花农种植花卉的热情有所回升。跟周边地区相比，此时花卉种植成了陈村镇的特色产业。仅陈村年产盆花数万，有桂花、茉莉、金桔、四季桔等600多个品种。

　　弼教花卉的发展为陈村花卉业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缩影，在陈村花卉种植有很大的代表性。明清时代，弼教的花卉种植在周边地区很出名，已成为闻名海内外的花村。如二战日本人侵占之前，陈村在国外的侨民写信回弼教，地址上只要写上“中国广东省花村XXX”，信件就能送达陈村收信人手中。这与陈村花卉的量大质优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必然的联系，也与陈村花卉师傅数量众多、技术过硬而获得好声誉有直接关系。陈村弼教村民很早就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花卉繁殖接驳技术，广州各地的种花师傅也以弼教人居多，故当地民间有“先有弼教，后有花地（即今广州花地）”之说。相传这里的绿水娇花吸引了仙人来访，留下了渺渺仙气。弼教村人沾了仙气，育出的花卉当然就与众不同。

　　20世纪30年代，弼教就有140多户经营花卉，有128个花园。每年种植花卉面积达百余亩，盆花数量达万盆，而且基围30公尺之外也遍植米仔兰。全弼教村年产鲜花35万至50万斤。花开时节，香飘数里。这一阶段，花卉种类以米兰、玉兰、桂兰、茉莉花、四季桔、金桔和盆景为主。买卖方式也更为灵活，既可购买，也可租赁。产品除满足当地需求外，还远销闽、苏、浙、沪、津、鄂和香港等地。不少陈村花农都亲自把花卖到广州、中山石岐，平时在广州卖到酒楼的居多。当时广州各大商家日常所用花卉皆为弼教花场供应，而款项则在年尾结清。当时广州人称弼教花农为“弼教工”，其形象一般为脚穿拖鞋、头戴破草帽。他们到广州收花卉款时，都会被不明真相的服务员当作乞丐而拒之门外。事实上，这些常年给当时广州各大商家专供花卉的花商，都是依靠种花而先富起来的农民。
1938年的一个夜间，本来前往广州进行轰炸的日军飞机，把灯火辉煌的陈村误以为是广州而实施了狂轰滥炸。很快，陈村沦为敌伪统治，商贾远离陈村逃难。随着战争硝烟的弥漫，陈村百业萧条，花卉业陷入了低谷。全镇人口从15万降至8千人，花圃差不多全部被毁或改种杂粮。花农开耕，却缺乏资本，典当借贷无门，导致大量田地无人种植而丢荒。花卉种植跌到历史最低点。至抗战胜利时，陈村仅剩十六七家花果园。即使种花最多的弼教村，到1948年也才恢复到20多家花圃。日寇无条件投降之后，陈村光复，大部分农民经营水稻、甘蔗、鱼塘、花卉、果蔬，小部分种植蚕桑及经营缫丝之业。1949年的重大天灾中，陈村出现了闸塌和围崩。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死不少人畜，大量花棚房屋倒塌，农作物尽毁。为了摆脱饥饿的威胁，陈村农民都纷纷外逃他乡，其中不少逃难到港澳地区。登洲、大都、弼教、石洲受灾最为严重，逃难人口最多。90%的土地集中在10%的人手中，即使留在陈村的花农也很难大规模从事花卉种植。

　　1949年后，顺德成立了花卉苗圃场，生产花卉出口创汇，花卉生产有所恢复。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花卉种植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陈村地区花卉生产发展缓慢，时种时停，也就谈不上扩大生产规模。从事花卉种植的花农极少，如陈村1951年7月至1952年11月核查登记在册的416家商户中，仅有3户从事花卉种苗业养护。花农主要采取分散经营的方式，如弼教村，合作化前有42个花圃。合作化后，组合成一个大花园，拥有社员近百人，种植花卉8万多盆，绿化树苗10余万株。

　　1949年初至1957年，经历了土改、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按国家政策乡村企业由私人逐步转入集体，企业性质从私有制转为集体所有制。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陈村各地全面进行的深耕改土，破坏了禾田表层肥土，从而导致甘蔗、鱼类减产。公社建立后，陈村也曾建立花卉苗圃场，大量种植米兰和茉莉花，出口创汇。1958年，陈村又成立了花卉苗圃场，种植的米兰和茉莉花用作制花茶，年收购超过5万公斤。因社员日夜在田间地头深耕改土、挖河、修路等，没有把花卉种植放到首位。此时，只有仙涌、石洲、庄头、二龙、绀村、大都、潭村、登洲还有部分花农利用闲暇时间兼种花卉。

　　虽然当地花卉种植没有中断，但传统的花卉种植技术却没有得到普及和推广。1957年“大跃进”前期，弼教出现了民办性质的园林中学。该校主要教授花卉种植技艺，当地人很多都来求学。现在看来，弼教这所园林中学是陈村乃至顺德最早的职业技术教育机构。由于种种原因，该校三年之后停办，所有教员只好遣散，自谋出路。从园林中学出来的不少学员，后来到周边地区如广州、中山、东莞、从化等地的园林场花卉场担任师傅的职位。从这个时候起，弼教就出了不少花卉师傅。这些师傅的花卉种植技术高超，周边地区的花场争相重金聘请。

　　1958年是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各乡经历了从低级农业社向高级农业社过渡的阶段。在新的形势下，各农业社逐步暴露了不少新矛盾。如一个几百户的农业社，无论在土地、资金，还是人力调配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另外，农业社集体经营方式非常单调，只能发展农业，工业、商业、副业等不能同时兼顾。这些实际问题成为大跃进中农业发展的障碍，致使陈村农民不能根据实际来大规模组织花卉果木的种植。

　　1960年后工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从1962年起，供销社开始建立队员驻队制度。每个大队派驻一人，其主要职责是帮助大队发展多种经营。同时负责传授农业种植技术，并解决种子种苗和生产资料，联系产品销路。在这种工作思路下，在各生产队发展种养的新品种有荔枝、柑橙，巩固和发展的种养项目有蔬菜、花卉、香蕉。遗憾的是，“文革”开始后不久开展批判“资本主义”思想、堵“资本主义”道路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各地出现关闭工厂，打烂花盆种甘蔗的现象。乡村企业一度受到很大冲击，花卉种植更是受到很大的限制。
1966年生产上以粮为纲，各地普遍填塘种水稻。“文化大革命”期间，花卉生产被斥责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因此要砸烂花盆种甘蔗、水稻，以增加粮食产量。花农改业，花种散失，花市取缔，花卉生产陷于停滞。陈村的花卉业又成了“封、资、修”的东西而受到批判，刚恢复元气的花卉业再度陷入低谷。上级组织考虑到陈村这个千年花乡的特殊性，就特许每户限种15盆花卉，但多种一盆都属走资本主义道路。为此，上级组织干部经常上门检查。1978年后，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口号，鼓励发展工副业，发展经济，各地又办起了不少工副业。陈村共有大小花园112个，全镇种花收益300多万元。

　　1974年，种养花卉仍被当作“封、资、修”看待。集体种花受限制，私人种花受打击，花卉业奄奄一息。有的人多种，但为了逃避检查，只好把兰花之类的阴生植物藏于床底下。大家都不敢大力发展，更不敢拿出去公开叫卖。1975年有个别人开始种植传统的家兰，但不能自由进行交易，只能低价卖给花卉公司，否则就属“投机倒把”。即使以每枝兰花1元钱的价格卖给花卉公司，所得的收入与生产队的工分钱相比，明显高了许多。1976年，顺德各地提倡“抓革命，促生产”，农业生产重新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党中央又发出了大办社队企业的号召，地方经济得以恢复并逐步发展。此时顺德除了生产农机和电机之外，还根据企业实际和市场要求，大力发展“花头、砖头、石头、家具”即所谓“三头一家”产业。陈村紧紧抓住了这次发展机遇，其中的“花头”产业开始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此后多数花农开始发扬传统，积极发展花卉种植，但种植面积不大。1978年，全镇集体花园有四个，即弼教花园、仙涌花园、双洲花园和龟岗花园，全镇的花卉种植面积也仅260亩。如此少的花卉种植面积，其经济收益的总量当然不会很大。只能说当地人先走一步，培育市场急需的茉莉花、米仔兰等种苗，后来才逐渐种植销路顺畅的景观花卉与桔果。这个时候，很多陈村花农是在房前屋后，自辟田地种植花卉。种植的米兰及茉莉花，主要用来制作花茶，仅有少量花卉出口创汇。

（本文来自《陈村－中国花卉之都》）

（编辑：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