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顺德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正在密锣紧鼓推进。近日，应陈村镇政府和《顺德视角》编辑部的邀请，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所研究员、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顺德视角》顾问唐钧教授专程到顺德调研，《顺德视角》特约记者、中国社科：研究生：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覃可可就顺德社会管理创新的热点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员、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顺德视角》以特稿形式刊登。唐钧教授的观点对正在推动的顺德社会管理创新很有启发，值得关心顺德社会管理创新的读者认真一读。
观点一：学会寻找社会管理出问题的深层原因
记者：经过前三十年代发展，一般认为顺德目前已经进入了战略机遇和矛盾凸显重叠交织期，执政者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不断加大，顺德社会管理无疑面临着新的挑战。顺德社会管理创新的任务可以说非常繁重。您是研究社会政策的，现在像顺德这样的地区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唐钧：我是第一次来顺德。以前从媒体知道顺德一些情况。两天的调研，听了顺德的镇街的一些领导特别是陈村镇领导和区委宣传部的领导介绍情况，对顺德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现在全国的社会管理创新是热点，顺德的社会管理创新也在探索，听说作为三大改革的行政审批改革已经打响了头炮，社会管理创新马上也要启动，消息很鼓舞人心。
我认为谈社会管理创新，首先要对社会矛盾出现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的问题。
我们以往有一种观念，认为经济上去了，百姓就一定会安居乐业，所有的问题都能随之解决；还有一种比较流行观点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均GDP 达到多少多少美元，这一阶段就是矛盾凸显期，将面临方方面面的压力和挑战，有人甚至认为过了这个时期那些这样那样的矛盾就会自然得到解决，我认为这两个判断都是有问题的。这样的观点其实还是唯GDP 论，认为GDP 是决定一切的，所有的进步与发展都要看GDP 的“脸色”，甚至认为GDP 没有达到多少多少，就“什么也不会改变”。
实际上，现阶段发生的种种社会矛盾，是我们的思想认识和社会政策跟不上经济的高速发展所导致的。不是吗？即使像英国、德国这些发达国家，人均GDP 是多少？他们也同样面临社会问题甚至社会骚乱。所以纯粹的GDP 决定社会矛盾的观点，形而上学。对社会矛盾的产生，要深入地思考深层原因，不能相信那些所谓的“宿命论”的模式化判断。社会矛盾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的政策不到位乃至失误造成的。
出现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找到根据。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生理上的需求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包括呼吸、水、食物、睡眠、生理平衡、分泌和性等；安全上的需求指人身安全、健康保障、资源所有性、财产所有性、道德保障、工作职位保障和家庭安全等；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则包括友情、亲情和爱情等。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为需要层次的前三个层次提供了保障，当人们最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就会考虑更高层次的需求———尊重的需要，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的社会地位，要求个人的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
每一个老百姓在解决了基本的需求后，都希望自己能够有地位、有威信，受到别人的尊重和信赖。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对社会有贡献，从对社会的贡献中得到认同感，为了让老百姓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我们就必须提供给他们这个平台。温总理有一句话说得好：“要让老百姓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我认为顺德要结合顺德的实际，按照这样的思路找到产生社会问题的真正原因。
观点二：社会管理的思路应该是提供一个各方面能够沟通的平台
记者：以您长期研究社会政策的经验看，顺德的社会管理创新应该有怎么样的新思路？
唐钧：按照温总理的讲法，“要让老百姓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怎么样算是有尊严？顺德经济发展到今天，我认为要了解老百姓有怎么样的需求？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为需要层次的前三个层次提供了保障，当人们最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就会考虑更高层次的需求———尊重的需要。什么是尊重的需要？就是社会要承认有我这个人存在，我说的话希望有人倾听，还希望我的意见能够被社会接纳。所以，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可能够像以前那样，靠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所有事务都统一由在北京的一个计划中枢统筹安排，那时候，需要社会结构和功能都比较越简单越好，这样能便于管理。一旦有问题发生主要靠强大的政治压力压制。但是市场经济时代不一样了，人在市场经济下生存，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都变得不一样，思想意识也趋于多元化，靠强制、靠压制，群众根本不买账，长此以往，政府和百姓之间矛盾越来越深。
改革以后，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十大阶层，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是不一致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政策的制定，往往会有利于一部分社会阶层或群体，但是另外一部分社会阶层或群体的利益很有可能会受到损害，于是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就出来了。简单地从“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做事制定政策，就会摆不平。若从少数人的利益出发制定政策，那后果就更难以设想。所以，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提供一个平台，使各阶层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表达出来，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到大家的利益，寻找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
当然，政策制定也是很难顾及到所有人的利益的，所以需要一个“谈判机制”。其实，我们通常是不可能找到所谓“最佳选择”的，我们寻找的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满意选择”。制定政策的人要明白、同时也要使我们的老百姓明白———“妥协”二字才是现代社会的最突出的标志。在现代社会里，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沟通和谈判，为了达成意见一致，还必须要学会各自往后退一步，产生一个大家现实条件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然后加以实施。
现在顺德提出要共享共建幸福顺德，特别要注意这个政策制定的平台。如果一个政策是一部分人满意，另一部分人非常不满意，就很难有幸福可言。所以我们要让百姓明白，任何政策制定，很难顾及到所有人的利益，大家要通过谈判逐步养成妥协的习惯。在公民社会，我们政府也要转变观念，不要把老百姓一提出争取权利就当作是负面的东西，要认真分析他争取权利的理由是什么？合理的要和他谈判，要承认他合理的那部分。
观点三：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要选好
记者： 怎么样构建这样的沟通平台？国内有没有什么地方做出了这样的探索？
唐钧： 政府应该如何建造这个平台？我们可以参考下宁波的做法。宁波政府的做法是，承认当地所有的民间草根组织，并鼓励百姓去建立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无所不包，即使是唱歌、跳舞也行。目的是尽量使所有的人都能发挥自己的爱好与特长，让她们在这些社会组织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归属感和被尊重感。人一旦有了一样比较恒定的追求，就会向着这些方面去努力。
另一个方面，是平时政府也会给予这些民间组织各种方便和支持，并和这些民间组织的草根领袖打好关系，一旦和群众有矛盾发生，政府就通过这些民间组织及其领袖任务从中沟通调整。宁波的做法可谓一举两得，一方面可以丰富百姓的业余生活，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民间领袖协助解决社会矛盾。
成都市的做法，政府准许临街的房子开商铺，并免征税费，让百姓有自己的生计。城管不是直接去“管你”，而是组织经营者自我管理。一旦有矛盾纠纷发生，就让经营者自己商量解决。现在城管做的事情通常是直接敲人“饭碗”，断人生计，矛盾怎么可能不愈演愈烈？
社会管理创新，要有新思路。但是方向一定要选对。现在一些地方做出的所谓“经验”主要是监视，甚至给每一户居民建立档案，记录其“表现”。这样的办法可以已经说倒退到文革时期，那时北京人称居委会干部是“小脚侦缉队”。我们不能够因为遇到管理上的难题就用回到“传统”的思维，虽然也会加上一些现代化的手段，因为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
观点四：社会管理创新应该引进社会工作
记者：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做社会管理工作，过去的群众工作也是社会管理工作。您认为今天的社会管理创新和以前的社会管理工作有什么不同？
唐钧：要说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今天的社会管理应该引进社会工作。在以前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叫“国家干部”，国家干部要同时兼顾行政工作和群众工作，所谓“双肩挑”。但是如今国家干部已经向“公务员”制度改革。按照国际惯例，公务员只是依法行政，依法处理政务。群众工作已经不是公务员的职责，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小”起来。但是，群众工作，或者说为人民群众提供社会服务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缺少的，谁来做？专业的社会工作团体和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是一门应用学科，相比起以前单凭经验的群众工作，社会工作有其科学性，它综合运用了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等学科的知识，去为群众排忧解难。
社会工作其实很重要，社会工作要靠社会团体去执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由第三方介入，站在“专业”的立场上去处理社会矛盾。用社会工作者协助政府做好社会管理，无论对政府，还是老百姓来说，都是更为理性的选择。中国社会管理的思维要改变，要重视社会工作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顺德要重视社会工作，选择用引进社会工作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可以创造出很多经验。
（编辑：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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