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德社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一着

　　正在顺德发生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不是单纯的社会改革，而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一着。这一改革是要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由政府向社会转移部分管理服务职能。这一改革一旦成功复制，将使中国的政治文明取得巨大跨越，解决高速发展下“中国模式”面临的政治问题。如果说1992年“靓女先嫁”的产权改革解决了市场主体不明晰的问题，那么这次改革要解决的是市场体制与政府、社会的关系问题。

　　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当下人们最关注的有贫富分化、政府腐败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会带来社会的分裂，阶层之间的对抗。解决这类问题有两类模式，一是重拾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管理方式，利用政府目前仍较强的权威，对政府内部以“搞运动”的方式清除腐败，对社会服务则“大包大揽”，事无巨细地管起来；第二种则是顺德目前正在探索的方式——政府从不该管，管不好的社会服务上退出来，让社会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治，释放出社会自身拥有的创造力和自治能力。

　　前一种见效快，因为其思维和方式是来自人们熟悉的计划经济时代，但问题是缺乏可以依据的法理，容易陷入“人治”怪圈，政府权力过于集中，一方面以公权力清除腐败，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公权力腐败；后一种则需要政府具备“自我革命”的勇气，将除了大政方针制定、监督及关键领域管理以外的权力交给社会，并以立法进行保障。这一社会管理创新信任人民群众能把自己的事逐步办好，但需要参与各方“在游泳中学习游泳”。这一方式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灵活、多元的特点，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最终可以分散风险，让公权力和社会更稳固。

　　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式，目前看来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是降低改革的决策成本。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各阶层逐渐成形，其公共参与意识也越来越强。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大到城市改造，小到“限摩”的种种政府决策常常会触碰到社会敏感的神经，引来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弹。为了规避政治风险，一些地方政府的改革往往只是走走过场。顺德建设“小政府大社会”，推行“公共决策咨询”，在公众政策出台前交给专业人士、利益相关方等去讨论，向公众公布讨论的过程，既收集了建议，又让很多重要的利益群体得到表达的渠道，有效减少推动区域发展中的利益群体障碍。

　　二是划定政府行政边界，让政府集中精神做好政策制定和监督工作，让社会组织担负更多的服务职能。按照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管理体制，政策制定、执行、监督都抓在政府手里，政府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终日纠缠在日常事务里腾不出手来做制度性的设计。以顺德为例，大部制改革后，手里握的各类行政职责没有变，部门却减少了，公务员纷纷反映负担重，赋予部分的地级市权限后，更是百上加斤，小到电梯、锅炉的检测都是政府部门亲自管，随着经济总量、人口发展，这种管理方式必然难以为继。顺德为此明确划定政府行政边界，培育法定机构和社会组织承担政府转让出来的社会服务的职能，在上一轮改革的“政企分开”后，实现了“政社分开”。

　　三是解决政府权威在市场体制下受到削弱的问题。在顺德，有干部说这次改革一旦成功，“民告官”将可大大减少。何解？原因是政府一旦做好主业——制度设计，实施监督，目前常常引发矛盾的“执行”环节就交给社会组织负责，接受包括政府在内的多方监督，这样因为各类小事“民告官”的自然大大减少。不仅如此，目前威胁政府权威的几类情况都可以从这次改革中得以切割：一是政府在协调利益群体矛盾时众口难调，社会问题久拖不决；二是权力集中导致腐败或者公众对腐败的臆测，使政府威信受到损害；三是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国有企业的不规范行为。只有使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规则制定者权威性不受损，各类交易活动的违法违规行为才能得以抑制。

　　归根到底，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从“人治”走向“法治”，从政府、市场两头主导走向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博弈，从集权式领导走向参与式民主。在这场改革中，顺德难免面临来自政府内部剥离部分权力的反弹，与上级部门不衔接引起的反弹和社会上希望恢复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管理方式的保守势力的反弹。但是，一旦顺德走好这条改革之路，广东乃至中国都很可能找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症结所在，“中国模式”将获得更强的生命力。而历史将在这一关键时刻再次记住改革者的名字！

（编辑：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