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空间

□月色微明

　　有一句形容顺德的话，相信大家很熟悉：“最好的农村，最差的城市！”很多人认为这句话在贬顺德，也有人认为这句话在夸顺德，但是我相信更多的顺德人听了这句话总会感到有些不是味道。

　　不过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和顺德改革联系起来，特别是和顺德为什么总是愿意并且能够担当广东近几十年来的改革先锋的重任联系起来，我发现其中应该有一些新的解读。

　　先讲最好的农村。在广东，至少在珠三角，有一种观点是，顺德乡下人有钱。一个香港的朋友和我说，无论从那个方向进入顺德，都可以看到很多在香港都要算“大宅”的建筑，一打听居然都是普通的农民的房子。他说，他不愿听数字，但是相信直觉，顺德人真的很有钱。他认为顺德所以被广东省作为历次改革的试点，一个原因就是顺德富裕。富裕的地方搞改革才有财力支撑和心理的承受力支持。他开玩笑，没有钱搞不了改革，以大部制为例，一下合并那么多部门，换公章就要不少钱，搬办公室也要不少钱，如果放在一个财力捉襟见肘的地方搞大部制，这样一笔钱就会让改革者头痛了。在顺德就不同，因为这里是农村中的“最好”，有足够的财力支持，所以选择顺德做改革的试点，很多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

　　他认为顺德因为是“最好的农村”，老百姓对改革的承受力也比较好，因为他们口袋里有钱，只要改革没有动到他口袋里的钱，你搞什么改革他都能够承受。有钱就有自信，没有钱就会患得患失，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我这位朋友的话很通俗，但是真的让人有茅塞顿开的感觉。改革不但需要经济支持，还需要老百姓的觉醒，（好像后边这句话温总理也是这么说的），从顺德来说，因为经济发展有了物质基础，所以老百姓对改革有了一定的承受力，有了一定的觉醒，顺德的改革才能够往纵深方向推进。这就是“最好的农村”的力量。

　　再讲最差的城市。最差的城市，本来是对顺德城市建设还比较落后的一种批评。但是我看正是因为顺德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城市，才让顺德有更多的接纳改革的空间和觉醒。试想如果顺德市一个非常成熟的城市，一个沉淀了几千年几百年城市文化的古城，改革能够轻而易举的切入其中吗？城市特别是成熟的城市的居民，像北京，上海那样的城市，居民的优越感强得很，你想要在他们眼下推动任何一项改革，阻力都会非常强大。同时一个成熟的城市形成的市民文化，往往都有一个特点——斤斤计较，要在一个斤斤计较的地方推动改革，阻力也必然很大。所以我想，为什么就是在佛山，顺德、南海的改革能够轰轰烈烈，而在禅城、高明、三水的步子相对要小些，就因为顺德和南海，有经济基础，又有改变的动力。像禅城，一个古城，一个市民相对集中的地方，市民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当然改变起来阻力要大大得多。而三水高明，经济基础差一些，改革就肯定步子要小一些。

　　我们分析顺德的改革空间和改革动力，实际上就是分析顺德改革的老百姓的“改革自觉”，我觉得顺德因为是“最好的农村和最差的城市”，老百姓对改革不但支持大期望也大，我们的改革就不应该畏首畏尾。

　　说到这里，我倒是觉得政府推动改革的力度尽可以大一些，更具有实质性一些。比如对官员的财产公开，顺德规划是2013年才对新提拔的副科干部公开财产，但是据我估计今年“十八大”以后，中国反腐工作的第一炮很可能就是从公开官员财产这个点上求突破，估计要波及很多级别的官员。如果到时候顺德还在做“新提拔副科公开”这样的小打小闹，恐怕这个“改革”就会让人家贻笑大方。再看接受舆论监督的制度的建立，今天深圳就披露他们在行动了，而我们这方面还基本上没有排上议事日程。

　　我认为，对权力的制约，怎么样把权力装在笼子里，我们区政府要在改革中带一个好头。最近我到一个单位参加公共决策咨询委员会，有个领导叫委员认清楚决咨委的关键词，特别强调“咨询”的意思，说是只听意见，不一定全部接纳。我就觉得这个领导强调这个意思就有些问题。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决咨委是向香港学习回来的，香港的很多决咨委，比如“交咨委”，他们对香港的士加价减价是有表决权的。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何钟泰，先后在香港十几个咨询机构担任委员，他亲口告诉我，他担任香港交通咨询委员会主席期间，有一次处理18000辆的士要加“台风附加费”“午夜附加费”事件，由于交咨委投票没有通过，政府就不能够批。他明确表示，香港政府决策一定要听决策咨询机构的意见。如果每次都只是“听听”，就是浪费委员的时间和智慧。中国社科院的唐钧也和我说过一句“名言”：“决策咨询,非诚勿扰”！

　　现在我们很多“决咨委”越来越不想出席政府的有关咨询会议，决咨委怎么运作，好像也有些艰难。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咨询，可听可不听，作为一种改革的摆设。这样只学了香港的皮毛，没有学人家的实质的“改革”，当然会遭遇不少新问题。

　　所以我觉得顺德改革，一定要有实质性的东西，敢动自己利益的改革，才有更多的改进空间，才能够得到大家的更多认同和支持。

（编辑：小飞）